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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自《简评周易与占术》一文，载《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作者：郑万耕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详细考辨和深入剖析，认为《梅花易数》错乱粗俗，非邵康节所作，乃明代以后从事占卜者杂抄前人占术的汇编。《梅花易数》乃江湖数术之流，而邵雍易学借易数推究阴阳变易之理，天地始终之变，属于学的范畴，二者天壤悬隔，不可同日而语。《梅花易数》企图以五行生克推论人事吉凶，从偶然性的联系作出必然性的判断，是违背逻辑规则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给人以安慰。
目前，《梅花易数》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以至于使许多人盲目崇拜，笃信不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为此，我们想就《梅花易数》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梅花易数》非邵雍所作
《梅花易数》冠以北宋著名道学家邵康节（尧夫）的名字，被说成是邵雍的著作，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宋史》。《宋史》邵雍本传记载：“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是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游学四方，跨河、汾，越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旧墟，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返归河南故里。又跟随共城令李之才学习，受《河图》、《洛书》，伏羲六十四卦图象。“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飞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测屡中者,盘龙最新章节。道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知其道者鲜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这是本传对邵雍学业及著书的记录，并没有邵雍著《梅花易数》的文字。就是对于邵雍当时所谓“雍有玩世之意”，“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对世事皆能加以预言的传闻，《宋史》作者也认为是“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并明确断言：“雍未必然也。”

《宋史·邵伯温传》记述邵雍之子的事迹，讲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与司马光等人成为再世之交。伯温也曾论及邵雍之学，说：“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复者可忘矣。”其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周易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这里，也没有一言及《梅花易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见书籍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其中经部《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百书库，录有“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又《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观物内篇解》二卷（邵伯温编）”；子部儒家类录有“邵雍《渔樵问对》一卷”，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惟独没有所谓邵康节所著《梅花易数》。
不仅如此，我们还考察了宋代与邵雍同时，而且交往密切的学者，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有关史料和著述，都没有讲过邵雍著作《梅花易数》之事；即使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所谓麻衣道者之书作过详细考证，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学的南宋易学大家朱熹，也没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梅花易数》一书的内容。《梅花易数》卷一在“占法”之后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诉世人《梅花易数》的占玩方法。但它不讲具体方法，却直接用一首诗来代替。“玩法”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花，人于心上起经纶。仙人亦有两般话，道不虚传只在人。
此诗与邵雍《击壤集》中的《观物吟》极其相似。《观物吟》云：
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数》“玩法”系抄录《观物吟》而来，却又作了改动。但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使起含义与原诗义蕴风马牛而不相及。这表明，《梅花易数》的作者根本没有读懂邵雍的诗文，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原诗是说，人心具备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无两样，天道变化的法则也是人心思维的法则。《梅花易数》将“天人焉有两般义”改为“仙人亦有两般话”，将“体用”改为“造化”，就根本抹杀了邵蝇易学所体现的体用不离的基本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而使之堕落为占命卜问的一种工具。此种与邵氏易学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怎能出自邵雍之手？
《梅花易数》卷一又载有“八卦象列”，其中说：“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小过既济兼蛙济，是为下经三十四。完全是抄录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其卷一“八卦万物类占”，每卦的首句“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遯……”“坤为地，地雷复，地择临……”等，则是抄录《周易本义》“分宫卦凶次序”。这说明，《梅花易数》是南宋朱熹以后的著述，并非北宋邵康节先生所作。
《梅花易数》卷二有“三要灵应篇”，其序末说：“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云云，这篇序文是号为清灵子的朱虚于宝庆四年夏天作。考历代年号，“宝庆”乃南宋理宗皇帝的年号，但此年号仅用了三年，并无“宝庆四年”之说。这样饿错讹使我们十分惊讶，不敢妄言所以。紧接其后，“三要灵应篇”的引言便排列了一个传授世系，即所谓：“是编则出于先贤先师，采世俗之语例。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陈希夷。继承得之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不知姓名者不与焉。”这个传授世系中，其他人我们不必过多考证，仅就朱虚与刘伯温而言，一看便露了马脚。朱清灵子即朱虚，序言中说是南宋理宗宝庆时人；刘伯温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宰相，乃元明之际的政治家。据此，《梅花易数》只能是明代以后人所为，并不是邵雍的著作。况且将明人刘伯温列于宋人之间，也颇有不伦不类之嫌。
《梅花易数》第三卷，首列“八卦方位之图”（见下页）。
如果我们将此图放在易图演变的历史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第一，此图邵雍后学与王湜及朱熹《周易本义》所传邵雍“文王八卦方位”图（见下页）不同。此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需自外向内看，而“文王八卦方位”图的八卦爻位，则是从内向外看，两者正相反对。其后学张行成《易通变》所传邵雍十四图，虽无后天八卦图，但其诸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顺序亦皆为自内而外。《宋元学案》所引先后天图亦是如此。这表明，《梅花易数》所列“八卦方位之图”并非邵氏原图。第二，此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在北宋并不存在。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看，直到明朝初年的赵撝谦作《六书本义》，才首次公布了阴阳鱼图，称为“天地自然河图”（见下页）。


我们可以看到，赵撝谦所传“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两鱼之形，并象阴阳鱼太极图那样规范和美观。赵氏说此图“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只是恰当地表示了八卦阴阳爻画排列的情况。而阴阳鱼太极图又增加了审美的要求。这就不难推测，从粗略的赵氏之图到相当精致的阴阳鱼太极图，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上述“八卦方位之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是更为晚出的。而它被世人所公认，被引用，并与其它易图联系在一起，创制出一个新易图，则一定是还要晚得多的事情。第三，“八卦方位之图”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赵氏图的外围配以先天八卦方位，其目的在于以卦象中的阴阳爻象变化表现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过程，但并未画出八卦插象。“八卦方位之图”可能是依此八卦之名书写的方向，画出了八卦之象，却又将先天卦位改换成了后天卦位，这样，便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盘龙，阴阳爻象与太极图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联系，也不能体现阴阳消长的法则，反映了此图作者逻辑思维的混乱。这表明，《梅花易数》中的“八卦方位之图”是明初以后很久才拼凑而成的。
此外，《梅花易数》行文的语气，也很值得怀疑。其卷一所列“观梅占”讲“康节先生偶观梅”，“牡丹占”讲“先生与客往司马公家共观牡丹”，“邻人扣门借物占”讲“先生方拥炉”，“先生令其子占之”等等。这种称邵雍为“先生”为“其”的语气，丝毫没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况，“康节”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后（元佑年间）哲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赐的谥号，岂能自称“康节先生”！“康节先生”是后世学者对邵雍的尊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梅花易数》一书错乱粗俗，不是邵康节先生所作，它只能是明代以后从事占卜的人杂抄前人占术的汇编。